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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防卫这四个字，划清了法理与开发政策之间的界限，也彰显了司法机关相对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独立性。

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渐进性，阶段的划分在时间上是大跨度的，转折初始的观察往往是不清晰的，以致人们进入了新的阶段而并不自觉。解决农村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困难之点。

在体制和政策方面要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措施。土地和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在减弱。由此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中国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吗？中国能够克服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重重困难与矛盾，比较顺利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吗？英国《金融时报》一篇文章：《中国经济：不可阻挡，却难以持续》，代表国际上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国内也有这样的疑虑。同时，在温饱阶段尚未出现或者并不突出的、不是那么紧迫或者来不及解决的问题，诸如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发展不平衡、社会转型期的矛盾，以及国内体制和外部环境新问题，开始集中地显露出来。我国同某些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也在增多。

新的发展阶段外部环境的重要变化，是WTO过渡期结束后，进一步加人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不论是中国对世界，还是世界对中国，都有一个相互调整和适应的问题。就算是罗奇某些最经典的语句，如你或者相信脱钩说，或者相信全球化，但不要两者都信，重复四遍也会大为减色。

但是，这种日子结束了。他声称，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的事实，正是美国问题的反面：它折射出中国对出口的依赖，以及为摆脱人民币升值压力而把外汇储备重新投到海外的必要性。而中国必须减少储蓄，增加消费，转变大量消耗能源和原材料的增长模式。在全球化方面，他抨击刻板应用李嘉图(David Ricardo)比较优势理论的所谓双赢论调。

他表示，假如亚洲，尤其是中国，认为只需等待西方复苏，而后他们就能够愉快地重拾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战略，那就太天真了。美国必须增加储蓄，更好地培训本国劳动力，使他们能够在一个更扁平的、IT驱动的世界中竞争。

迄今为止，罗奇对亚洲（尤其是中国）应对危机的策略感到失望。从2001年至2007年期间，中国出口占产出的比例从20%升至36%。思想的连贯性可以弥补叙述主线上的不足。他指出，全球化是不对称的，例如，来自中国、印度和前苏联的15亿劳动者，对美国及其它富国的工资构成了下降压力，导致人力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率降至54%，创下历史最低水平

让我们看看诺贝尔奖委员会给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的颁奖词： 奥斯特罗姆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共资源的分析获奖。在这个概念中，组成市场和政府的每个个人都以动态的身份参与到社会决策的过程中，从而造就一种制度的多样性，在这种融合的制度框架下形成有管理的自由，以应对公共资源本身错综复杂的归属和利益分配问题。更重要的是，诺贝尔奖委员会在颁奖委员会中对管理的用词是governance而非management。而作为以政治学家身份获奖的奥斯特罗姆，她的研究路径看似与主流经济学尚有距离，但是她对公共资源管理的创见，却在危机之中为整个经济学界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奥斯特罗姆所倡导的理论虽然略显高深与抽象，但是她倡导的，其实更是一种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综合性概念。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则以其女性和政治学教授的双重身份，更是完全没能进入预测者们的法眼。

从而，威廉姆森点明，市场的边界，必须依靠具体环境中交易费用的大小而具体决定。与之前被媒体热议的分别从事货币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气候变化研究的三组夺冠大热门相比，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或许的确显得不为大众所知。

而所谓的意外，似乎还不仅仅体现在人选的黑马意义上。相反，威廉姆森明确指出，在交易费用足够高的环境中，市场的有效性必将遭到破坏。进入 李玲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诺贝尔奖 金融危机 经济管理 政府 市场 效率 。对市场本身的管理，在此体现无疑。作为新制度学派的奠基者之一，威廉姆森的名字或许相对为中国读者所熟悉。不论是斯密的市场观念还是霍布斯的大政府观，都无法独立应对公共资源管理的要求。

然而，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却让一个问题响彻世界：我们的经济，难道真的不需要指导和管理？一方面，过度自由化经济的弊端已经越来越显现，金融部门中因为缺乏管制而导致的过度金融创新和无序投机已经大大损害金融体系本身风险分散的初衷，甚至让全球宏观经济变得如此不堪一击。只有当我们以有效的制度形式组织和管理我们的社会，具有社会属性的公共资源问题才会成为一个可解的问题，这也才可能是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在制度意义上获得解决的一个根本出路，同时也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理论基础。

而另一方面，在世界因为新技术和新观念而越来越小的同时，经济学中公共资源的范围也越来越广，金融体系，全球宏观稳定性，甚至人们的信心，都越来越具有了公共品的意蕴。威廉姆森则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司边界问题的分析获奖。

而不论是政府还是市场，其真正的组成部分依然是作为社会主体的每个个人。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无疑又成就了一场意外。

政府与市场，在对于越发主导的公共资源管理问题上，需要采取的态度何尝是对立？相反，公共资源概念的越发扩大，其实让社会本身也具有了一种大公共品的意味。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中，科斯定理常常被误读为市场化和产权改革的一把利剑，殊不知，作为科斯定理真正发展者的威廉姆森，其实从来没有给出过任何一刀切的解决方案。作为科斯定理的推崇者和发展者，威廉姆森著作等身，尤其是为交易费用和市场边界的问题发展了明确的分析框架。相反，这正是一次意料之中的转折与开拓：经济学与政治，社会，文化等社会科学融合的新时代开始了。

2009年诺贝尔奖，便正是这种期待的明确象征。耶鲁大学金融学家Robert Shiller评论：今天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更大的启蒙的信号。

我们以前太拘泥于有效率的市场以至于我们的思想走偏了 所以，若干年后，当我们回望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时，应当记起这一年的经济学诺贝尔奖。而二十世纪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工作，更是将经济学自由化进行到底。

但是，2009年的诺贝尔奖真是一场意外吗？事实上，从亚当·斯密开始，看不见的手便是经济学头顶的一盏明灯。要知道，这蕴含着指导和治理意义的governance，向来是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眼中所不齿的角色。

市场自由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我们又应该怎样对越来越多的公共资源真正实施有效的管理？ 在现实中，这些问题远远未能获得满意的解答，但是正如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的探索一样，越来越多的人们正期待着与传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一样的答案。从而，奥斯特罗姆提出了一种第三部门的概念。作为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组织形式，社会无疑大于市场，也比市场本身更具有建设的价值。在1990年的著名著作《管理公共资源：为了集体决策的制度演化》中，奥斯特罗姆指出，传统经济学中将政府与市场截然分开，甚至相对立的思想并不可取

而不论是政府还是市场，其真正的组成部分依然是作为社会主体的每个个人。让我们看看诺贝尔奖委员会给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的颁奖词： 奥斯特罗姆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共资源的分析获奖。

而作为以政治学家身份获奖的奥斯特罗姆，她的研究路径看似与主流经济学尚有距离，但是她对公共资源管理的创见，却在危机之中为整个经济学界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只有当我们以有效的制度形式组织和管理我们的社会，具有社会属性的公共资源问题才会成为一个可解的问题，这也才可能是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在制度意义上获得解决的一个根本出路，同时也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理论基础。

但是，2009年的诺贝尔奖真是一场意外吗？事实上，从亚当·斯密开始，看不见的手便是经济学头顶的一盏明灯。相反，这正是一次意料之中的转折与开拓：经济学与政治，社会，文化等社会科学融合的新时代开始了。